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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不过他们的英语说得极好，个个都是标准的伦敦腔，而非那种让人听着想撞墙的咖喱味英语。

    别看普列姆昌德从小在农村长大，一度穷得只能在中学当老师糊口。但人家原本姓“拉伊”，典型的婆罗门姓氏，精通拉丁语、英语、印地语、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等语言。

    印度进步人士和中国进步人士的区别，就在于这里了。

    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，是新兴资产阶级发起的，代表着资产阶级的诉求。他们的进步人士99%都属于高种姓，或许对低种姓和贱民抱有同情心，但也仅是同情而已，属于上层阶级施舍般的“善心”。就连甘地，也是被迫妥协，才答应在建国后给贱民选举权。

    而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，则来自整个中华民族。不管是商人、学者、地主、农民、工人、手工业者，都以国家独立、民族复兴为出发点。即便独裁如常凯申，也会颁布一系列惠及底层贫民的政令，虽然这些政令都在施政时搞歪了，但终归得做做样子。

    印度真正缺少的，是一种叫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精神。它的阶级早已固化，现在是这样，再过五十年还是这样，甚至有可能一百年后也无法改变。

    为什么大部分印度人家里没厕所？

    因为厕所粪便是肮脏的，即便最低种姓的人都不愿触碰，掏粪工人的活儿只能由贱民来做。但贱民又是不可接触者，比粪便还肮脏，四大种姓者不可能让贱民进自己家掏粪。

    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，导致厕所在印度成为难度近似于土改的大难题，以至于莫迪老仙喊出“厕所革命”的口号。

    普列姆昌德似乎对周赫煊极为推崇，他说：“周先生，你的巨著《神女》，我前后拜读了不下十遍。那真是太妙了，魔幻现实主义让我深深着迷。我曾尝试着模仿，可惜我的文风并不适合。”

    “伟大的作品不拘泥于形式，拉伊先生你的小说同样精彩。”周赫煊没有说假话，他是真的读过普列姆昌德的小说。

    20世纪的印度文学家，在中国最出名的自然是泰戈尔，其次便是眼前这位普列姆昌德。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初，普列姆昌德在中国备受推崇，因为他的作品经常反应农村问题，被中国研究者认为是印度贫下中农代表作家——其实人家是婆罗门地主呢。

    普列姆昌德说：“《神女》让我知道了一些中国的情况，特别是中国农村，你们那里似乎没有种姓制度？”

    “是的，从公民基本权利来看，所有中国人都是生而平等的。”周赫煊摇头道。这是他刚学会的技能，在印度摇头是表示赞同肯定。

    诗人乔什·马里哈巴德感慨道：“在这方面，中国天然比印度更进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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