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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仿佛过上这样生活的，是我自己。

    糊里糊涂地，我在北京已经待了两年了。一个很平常的晚上，大学时期的班长给我打来电话：“你这周末能回来吗？一起去趟三明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去三明？”我没反应过来。

    “厚朴死了，班级组织同学们去探望他家。想说你们是最好的朋友，要不要也去送送他？”

    我当即脑子一片空白，犹如被人重击了一般。

    班长还在讲述这几年厚朴经历的种种，那是和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故事：到村里教书的厚朴，一开始有些寡言，但也称不上什么问题，但慢慢地，他不断和家里人说，脑子里有个声音，哐当哐当的，像是有只怪兽，就住在他脑子里到处冲撞。一开始，还只是在晚上隐隐作痛，渐渐地，会突然毫无征兆地发作，他一开始只是喊头疼，后来竟发展到拿自己的头去撞墙，撞得头破血流。

    课最终是上不了了，他的父亲带着他到处去检查，并没能查出什么问题。

    自杀的前一周，他对父亲提了最后的要求：我能去北京看病吗？

    他父亲拒绝了。

    这几年，已经耗尽了这个家庭的最后一点积蓄，也耗尽了这个父亲最后的耐心。

    班长还在感慨：“我们要多珍惜彼此了，生活是个漫长的战役，他是我们当中阵亡的第一个人……”

    我已经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。

    厚朴的父亲不知道，同学们不知道，王子怡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住在厚朴脑子里的怪兽，是他用想象喂大的那个过度膨胀的理想幻象。我还知道，北京不只是他想要求医的地方，还是他为自己开出的最后药方。

    一种难以形容的悲伤，迅速在胸口膨胀。张了张口，试图想发出点什么，却始终没有一点声音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这几年来，对自己的管控太成功了，以至于在这个极度难过的时候，还顾虑着大声宣泄会惹来邻居的非议。

    大学四年，毕业工作两年，我一直控制着自己，没学会抽烟，没学会喝酒，没让自己学会发泄情绪的一切极端方式。要确保对自己一切的控制，要确保对某种想象的未来达成，要确保自己能准确地活在通往目标的那个程序里。

    然而我要抵达的到底是什么？这样的抵达到底有什么意义？

    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。

    不想哭，内心憋闷得难受，只能在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，不断来来回回地到处走，然后不断深深地、长长地叹气。仿佛我的胸口淤积着一个发酵出浓郁沼气的沼泽，淤积着一个被人拼命咀嚼，但终究没能被消化，黏糊成一团的整个世界。

    也就是在那时候，我突然察觉，或许我也是个来北京看病的人。

    或许，我和厚朴生的是同一种病。hf();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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