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-《风声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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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小梦来此是汪精卫批了字又打了电话的,钱虎翼介绍顾小梦时,专门突出了这点。顾小梦以为这一定会让眼前的顶头上司卸下上司的表情,上来对她致以热诚的欢迎辞。但李宁玉不为所动,依然一副冷漠的样子,只冷冷地说一句:
“欢迎。”
惜字如金,语调如同她手上那把梳子一样,没有温度,像一台机器发出的。
顾小梦也要塑造自己的形象:一个依仗权势的富家小姐,涉世不深,任性,泼辣,不畏权贵,敢说敢为。所以,面对上司的不恭,她不客气地回敬道:
“可我感觉到你并不欢迎我啊。”
以为这会让李宁玉难堪的。
哪知道李宁玉毫不示弱,掷地有声地告诉她:
“我当然不欢迎你,你的来头太大了,我这庙太小,容不下你……”
【录音】
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,像一对冤家啊,见面就干架。你可能会以为,她这么对我一定让我恨死了。不,恰恰相反,我反而对她有了好感,奇怪不?其实也不奇怪,我从小到大身边都尽是一些讨好我的人,像她这样冒犯我的人很少见。物以稀为贵啊,她不按常理出牌,对我反而是一种刺激,让我觉得好玩,有意思。这是我本能的感受,很真实,也许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能体会到。我想如果她像其他人一样,把我看成富家小姐,因为有来头,什么事都谦让我,纵容我,后来我们可能也成为不了好朋友。当然我出于个人目的,为了完成重庆下来的任务,也会设法主动去接近她,笼络她,但不可能成为朋友。
其实,我跟你说,冤家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,一种类型的人喜欢与另一种类型的人交朋友,就是这个道理。我和李宁玉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。我常说,她是南极的冰山,寸草不长,没有色彩,冷得冒气,没人去挨近她;我呢,哈哈,是南京的紫金山,修成公园了,热闹得很,什么人都围着我转。她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,而且经常几天不说一句话,把沉默当饭吃;我啊,屁股上抹了油的,没事在办公室坐不住,到处乱串,跟人聊天斗嘴,打情骂俏,没个正经。这一方面是我的天性,另一方面也是我麻痹敌人的手段。父亲曾经对我说过,一个人的天性是藏不住的,与其藏,不如放,加上谁都知道我特殊的身份,我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年龄小和有靠山的条件,装出一副富家子女不谙世事、玩世不恭的样子,做事情不讲规矩,说话敢开黄腔,通过这种方式给人造成一种没心没肺的印象。当时我们处有电讯、译电、内情三个科,军官战士加起来三十多人,我没有一个星期就跟大家混熟了,办法很简单:对女同胞带她们上街花钱,看电影,买衣服,下馆子,上照相馆拍照片;对男的则反过来,让他们带我上街去花钱。有一次,我还把全处的军官都喊到家里大吃一顿,父亲给每个人都送了礼物,私下又给我对每一个人都作了分析。分析到李宁玉时,父亲像个算命先生一样地作出预见,说我们以后会成为好朋友的。我问他为什么,父亲说因为我们要的东西很多都在她手上。父亲的意思其实是说,我要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,必须要跟她交成好朋友,这样我才能得到更多的情报。
所以,我平时一直努力接近她,比如买了什么衣服去找她,就款式、颜色合不合体征求她意见,再就是工作上的事经常找她讨教,一份电报我明明知道怎么译,却故意装着不知道,请她指点。总之,我变着法子同她套近乎,拉私交。但效果不好,她始终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,对我爱理不理的;除了工作上的交往外,一概不跟我有任何其他往来,让我束手无策——
情况在新年伊始的春节后发生了转机。那天顾小梦刚刚步入办公室的楼道,就看见李宁玉和一个男的吵得不可开交,一大堆人簇拥在走道上交头接耳,窃窃私语,只有金处长一个人在劝阻。但劝不住,那男的火气很大,跳上跳下地骂李宁玉是婊子,扬言要打断她的腿,不准她再踏进家门。
骂是这样骂,但谁想到他会真出手打人,而且出手很重,拳脚交加,把李宁玉打得嗷嗷叫,把金处长吓得往一边躲。其他人见势不妙,有的往办公室里缩,有的下楼去喊卫兵,反正没人敢挺身而出。只有顾小梦及时冲上去,死死护住李宁玉,同时对那男的破口大骂,什么粗话脏话都往他身上泼,直把他骂得灰溜溜地走了。
三
我知道,此人就是年轻时的潘老,他借故听说李宁玉在外面有相好的男人,上门来兴师问罪。这其实是李宁玉和年轻的潘老合演的苦肉计,目的就是为了把李宁玉赶出家门,让她晚上不回家,待在单位里,以便可以随时盯着单位上的事。后来,单位领导果然给李宁玉分了一套单身宿舍,吃住在单位上,成了一个活寡妇,只有中午才回家看孩子——其实是带情报回家。
这一切,当时顾小梦自然是不知道的,所以她格外同情李宁玉。当天晚上,李宁玉有家难回,无处可去,她叫父亲的司机开来车,把李宁玉接回家住了一夜。李宁玉出于假戏真做的需要,也接受了这份好意。从那以后,两人的关系陡然走近。后来单位给李宁玉分的房子又跟顾小梦的宿舍在一个楼道里,等于是上班下班都在一起,低头不见抬头见,两人关系就越发亲近了,经常同进同出,同吃同工,跟一对姐妹似的——
【录音】
那时我经常不定期地回家,只要手上有货,打个电话,司机就来接我。只有周末,不管有没有情况我都要回家过过馋瘾,食堂里的伙食太差了。一般周末我回家都爱叫上她,她不是次次答应,但答应得也不少。慢慢地,她跟我父亲也相熟了。父亲觉得她沉默寡言、独善其身的性格很适合做我的搭档,曾建议我把她作为发展对象,设法发展她。那时,我们根本没想到她是延安的人,是共产党。
话说回来,正因为她是延安的人,所以她才那么愿意接近我们,她开始对我冷淡,其实也是想接近我的一种策略:欲擒故纵嘛。她想从我和父亲身上打探汪伪政府高层的秘密呢!你说这地下工作做得累不累?早知道如此,挑明说就是了,何必搞得这么复杂?毕竟对日本鬼子及其走狗汪精卫,国共还是有很多共同利益的。可是不行哪,谁都想做蒙面人,不敢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有稍微的泄露,露了搞不好要掉脑袋的。
刚才说了,父亲曾建议我去发展她,但不久重庆来人偶然听父亲说起这事后,把我紧急叫回家,坚决不准我去发展她——任何人都不准发展!为什么?就是怕万一发展不成,坏了大计。父亲是重庆花重金养的一条大鱼,怎么能去冒这种险?这好比让一个将军去敌人营地抓“舌头”,得失太悬殊,太愚蠢。别说去发展新人,就是当时我们身边很多军统同志,有些是绝对的老同志了,组织上也严禁我们跟他们接触。那时江浙一带,我们有很多自己人,但知道我和父亲身份的没有几个。为什么戴笠死后有那么多人对我和父亲的身份提出质疑,原因就在这里,他们不知道,没听说过。他们以为我父亲用收买汪精卫的老办法把戴笠也收买了,戴笠死了,就想正本清源,荒唐!其实,他们中很多人的命都是我和父亲救的。
话说回来,如果当时组织上同意我去发展李宁玉,说不定我早就能知道她是共产党的人啦——
老人家说到这里,我忍不住问她:“您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她是共产党的?”
“进了裘庄后。”老人家干脆地说。
“难道这么长时间你一点都没有觉察吗?”
“你觉得呢?”老人家反问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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